谁该为这份存单“埋单”？

谁该为这份存单“埋单”？

■本报记者 邓德洪 通讯员 晋小雁

当你拿着存单到银行取钱，却被银行告知，由于查不到你的存单底册，你的存单无效时，你定会惊诧莫名；当你得知当初“帮”你“存”钱的银行职员事前已被停职，你又该向谁讨说法呢？日前，伊川县江左乡的刘某就遭遇了这样的头疼事儿。

吃惊：万元存单竟查无底册

这事儿说来话长。１９９３年，刘某偶然认识了江左乡农村信用社某分社的会计李某。

农村人待人实诚，一来二往的，刘某很快就把李某当成了好朋友。同年１２月１１日，刘某将自己多年来辛辛苦苦攒下的１万元钱交给李某，让他帮自己存进信用社。李某给他出具了存单，上面盖有信用社印章和李某的私章。

刘某绝不会想到，李某早在１９９３年４月就因经济问题被江左乡信用社停职，并将相关账目移交。

刘某更想象不到，自己所持的存单竟是李某在移交财务手续后剩余的盖有信用社印章的存单。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９日，刘某拿着存单到信用社取钱，却被告知，信用社查不到他的存单底册，所以他手上的存单无效。刘某顿时大吃一惊：当时明明通过李某把１万元钱存进了信用社，过了几年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

诉讼：该由谁来“埋单”？

随后，刘某获悉了内情，又惊又怒，一纸诉状将江左乡信用社告上了法庭。

诉讼过程中，李某作为第三人也被伊川县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信用社与刘某各执一词。信用社称，早在原告存钱之前，信用社已将李某停职，李某也已将账目移交，双方已无任何关系，故李某拿原告的钱纯属个人行为，信用社没有义务支付这１万元。

刘某则认为，我持有的存单盖着你们的印章，当然和你们建立了储蓄关系，这笔存款也是你们的职员收的，他当时是否被停职是你们内部的事情，我当然要找你们“说事儿”。

法官主持调解，双方依然争执不下。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４日，伊川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第三人李某于判决生效后偿还原告１万元本钱及利息；被告江左乡信用社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费９４０元由被告负担２４０元，第三人负担７００元。

同年４月２４日，法院向三方当事人送达了判决书。１５天后，一审判决生效。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由于对一审判决存有异议，原告刘某通过伊川县人民检察院向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请求。经审查，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１日，市中级法院作出中止执行一审判决、指令伊川县法院再审的裁定。５月３０日，伊川县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原审被告江左乡信用社支付刘某１万元存款和利息；原审诉讼费９４０元，江左乡信用社承担７００元，刘某承担２４０元。

至此，这１万元存单该由谁来“埋单”的纷争画上了休止符。

透视：判决背后的“表见代理”

其实，这场经过一审和再审、历时两年多的诉讼，各方争论的焦点是：第三人李某的行为是不是个人行为？究竟应该由已被停职的李某来承担原告的损失，还是应由信用社承担此责任？对此焦点的认定，无疑对同类事件的当事人具有指导性意义。

承办该案、支持原告刘某抗诉的检察官这样解释，本案涉及民法中表见代理的问题。

无论李某是不是在停职后给刘某办理了储蓄业务，无论他与信用社当时在事实上有无职务关系，刘某都没有义务必须知道。因为信用社和李某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职务上的代理关系，李某的行为就代表着信用社。这种代理关系相对于储户来说是一种内部关系，是否停止这种关系仅仅是他们之间的事情，储户作为善意第三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只要刘某尽到了该尽的注意义务，同时信用社职员出具了盖有信用社印章的存单，就形成当然的代理法律关系，作为被代理人的信用社当然要承担被代理的法律后果。

至于李某当时是否已被停职，这是信用社和职员之间的内部问题，信用社因此受到损失也是另外一个因代理而引发的法律关系，与储户无关，信用社可以另行起诉李某。

也就是说，本案首先应当认定李某的行为是一种表见代理的职务行为，然后根据表见代理的有关规定判决被代理人信用社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应将李某的行为认定为个人行为，再据此判决李某承担法律责任，信用社仅承担连带责任。

缺失：“过错”与“诚信”

有关办案人员还说，我们从《民法通则》中关于过错原则和诚信原则的法律原则规定中，也可找到本案判决的依据。根据民事行为过错责任原则，民事双方谁有过错谁就承担责任。

本案中，作为原告的储户刘某没有任何过错，而作为被告的江左乡信用社则不然。首先，信用社对有着特殊身份的职员停职应当予以公示，应当在相当的范围内告知公众；其次，信用社没有收回该收回的财务手续，致使李某在停职后依然可以凭职员身份办理业务。

在整个事件中，信用社作为合同一方，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没有达到社会商业交易中关于诚信的最低要求，因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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